一线城市白领快要崩溃 有车有房难言幸福 (2)

作者： 来源：大洋网 浏览次数：4  (2)[2010-04-14 20:59:36]

力。

　　相对来说，已婚白领由于家庭为其坚实后盾，尤其是其配偶之间的相互支持，使得他们心理压力相对较小，调查现实，有超过25%的已婚白领表示目前压力较小或者没有压力，感觉比较轻松。

　　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白领存在亚健康问题，但这并没有真正引起白领自己的注意。据调查现实，白领人群中对于自身亚健康状况处于工作原因不予理睬的比例达到58.5%，接近六成。白领由于目前经济情况不稳定，更加珍惜目前的工作，无暇顾及自身情况。“工作太忙”、“工作不好找”都是让白领忽略了亚健康的存在。

据悉，白领出现亚健康状况时，会获得家人关心，家人会督促其去加强锻炼，或者前去看医生。但是单位或领导对于员工的关心较少，超过三成德单位或领导并不知道员工的情况，更有15.3%的单位或领导对于员工出现的亚健康问题态度冷漠。

　　而在出现亚健康的问题后，是否会寻求专业帮助呢？调查现实，只有不到三成的白领想过去借助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，但只有3.2% 的白领确实去寻求过心理医生的帮助，其余均表示有所顾忌，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只有想法，没有行动。

　　心理专家：烦恼首先来自人际关系

　　“白领、精英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较高，但做心理咨询的比例却比较少，总体只有10%~20%。”广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特约心理专家郁辉辉称，季节与心理疾病多发期并无必然联系，但是今年，就媒体报道来看，春季出现自杀、抑郁的案例非常集中，且自杀率很高，高到甚至无法解释，这是一种现象。而其中，白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群。

13%白领亚健康严重到需要治疗的程度

有房有车无幸福感

　　郁辉辉向记者介绍，目前白领人士咨询的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：一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，二是在工作单位与领导、同事之间的关系紧张，或是日常表现不好，工作压力大却找不到合适的宣泄办法，第三则是自己的原因，主要是自我要求过高，由于期望和现实不一致而带来心理落差，从而导致失眠、脾气暴躁等症状。

　　“白领的主观幸福感都很糟糕。许多人认为白领的工作好，工资高也稳定，有人甚至有房有车，十分光鲜，但白领们却不这样认为，不少白领为自己打分时，顶多打60分，刚好及格而已。”郁辉辉说，幸福感很多时候是一种主观体验和心理态度，但可能在别人眼中已经算是幸福的白领们，多数对自己还有太多的不满意，期望值太高却无法实现，于是就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心理落差。

　　性格是可以改变的

　　“意识到出现心理问题的白领，咨询时一般都以人际关系描述作为切入点来讲述自己的困惑，然后会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告诉我们，如长期头痛、偏头痛，失眠，或者身体的某部位出现莫名疼痛等。”郁辉辉介绍，咨询者讲述的时候，多数人的状态显得焦躁，有些人还会出现语速急、音调高、语气急躁的情况。“他们迫切希望解决问题，但我们需视情况为他们制定不同条例方案，时间或长或短，问题十分严重的患者，甚至需要几年的疗程来康复。”

　　“咨询者一上来就哭的有，长时间保持沉默或表现得愤怒的也有。我们会看咨询者的情绪、行为以及刺激源是否匹配，如果匹配程度高，属于正常状态。例如一对牵手度过半辈子的夫妻，其中一个人先离世，那么另一位长时间地哭泣、伤心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匹配程度不高，则是非正常，若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可以初步推断对方有人格障碍。”心理专家郁辉辉说。

　　据介绍，无论是电话咨询或是当面倾诉，心理咨询专家一般会走三个步骤。首先是处理情绪，医者会先观察咨询者正处于什么情绪状况，例如性格越来越急，说话越来越躁，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无劲，多是处于抑郁状态，然后帮助推断这种状态可能产生的后果。其次，帮助解决躯体的健康状况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休息就休息。最后，除了工作或家庭因素，还要关注患者的个性、人格和相关的人际关系、期望落差等问题。

　　“很多人存在如‘三岁定八十’‘我就这个性格，改不了了’的思想误区。其实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只动用了人格的某个部分。虽然本性难移，但性格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自己愿意尝试。”郁辉辉建议，对心理问题、困惑，应该“早觉察，早治疗”，除了向心理专家倾诉自己的境况，咨询解决之道外，患者还应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，根据医生的建议和治疗，同步、及时调适心境，解开心结。“一个医术再高明的医生，对于心理问题，最终还是要靠患者自己。”郁辉辉称。

乡愁蔓延至所有阶层 白领月薪1万难敌家乡2千

　　核心提示

　　记者在《南方日报》深读版刊发的稿子《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》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。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—西部、故乡—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,结 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。

　　令人惊讶的是,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。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,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,也纷 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。

　　记者发现,这种一线城市中的“大都会乡愁”,不仅仅是一种情绪。

　　优越感、归属感、安全感齐齐消褪,都市光环黯然失色,压力大、强度高、焦虑多一同抬头,返乡潮暗流涌动。一种苗头正在出现。

　　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,倾听大都会居民“更有尊严”的诉求,更窥视经济、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“青萍之末”。

　　“回乡发展”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,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“退潮”?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、城乡格局变化?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?

流动

　　“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,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”

　　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,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,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“回家乡发展”。然而,在一些一线城市,“回乡发展”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 的层面,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。

　　日前,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,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。

　　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,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,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,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。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,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,租一 个小屋,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。

　　郑婷说,从2年前开始,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。今年回家感触很深,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,小日子过得不错,反观 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,考虑再三,就决心回家了。

　　郑婷只是一个个案,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。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,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,“回家发展”必然有其社会的 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。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,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。

　　事实上,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,落后地区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,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。两相比较之下,大城市生活的压 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,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。

　　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,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,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,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,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。

　　而那些刚毕业、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,则更没有羁绊,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“临时看看随时走人”的态度观望。

　　而这其中被称做“蚁族”的一群,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,更倾向于“爬离”大都会。在本报关于广州“蚁族村”的调查中,化名“七夜”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 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:“在这个世界上,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,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。”而他的方向,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,安家落户。

　　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。

　　在北京,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,她在2009年底举家“逃离”北京迁往成都,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, 户籍制度、房价畸形、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。

    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。春节前后,在朋友圈里,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,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,有 在上海工作的,有在广州工作的,也有在深圳工作的。

迁徙

　　从当年 的“百万大军下广东”到如今的“回乡发展”

　　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,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,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,是对“经济 潮流挟裹人生变迁”的一次“反攻倒算”。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,伴随着“分配工作”和“铁饭碗”制度的打破,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,各种人才从落后地 区流向发达地区,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。

　　“出去闯荡”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,“百万大军下广东”、“闯深圳”、“闯珠三角”、“闯长三角”……一时间,哪里的经济最热,人才就流 向哪里。

　　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,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；接着是“打工潮”的形成,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,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； 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,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。

　　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,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,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,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,在第二年内走了14 个,“硕果仅存”的一个留在烟草局。

　　人口流动的顶峰,是整个社会对现实桎梏的不满和浪漫闯荡精神的雄起,而这也挟裹青年人背离现实、背叛稳定既成的生活去异乡冒险: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 北京,广东的人去了上海,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。

　　人才的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扩张。一个个“新城”拔地而起,接纳落后地区相继而来的